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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家建构的可能路径、现实矛盾与破局之策(下)

发布日期:2022-06-20 20:51   来源:未知   阅读:

  •   阿富汗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重新建构,取决于能否建设包容性政府,从而以较有效的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调控重组国家内社会关系,实现政治现代化,并逐渐统一全国意识形态。曼恩主张,意识形态权力具有双重性:“内生的道德准则”,或在社会空间上具有“超越”性。“内生的道德准则”主要强化和团结既有权力的组织,但只在当下、即时的环境中、及其正在动员的短暂时间内发挥作;而“超越性”的意识形态的推行可以跨越时空,因此更加自足,有时还具有改变权力关系的能力。对应到阿富汗,即是赖以发展乃至执政的“内生道德原则”如何与全国分裂的各种意识形态互动,进而最终组建具有“超越性”的较统一的“阿富汗民族”意识形态。

      什么是包容型政府?虽然如同阿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奇(Amir Khan Muttaqi)所说,“世界没有准确定义包容性政府是什么”,但总体来说,包容性政府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其一,包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其二,保障女性和儿童权利;其三,包容现代化文化和成果。

      建设包容性政府,是解决阿国内多重分歧冲突的必由之路。阿富汗各民族、地区之间存在深刻的教派分歧和民族仇恨。普什图人是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普什图文化的基本单位是大家庭,其上是氏族、子部落、部落和部落联盟,同层级之间保持松散独立又对立对抗的关系。北部的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是较世俗化的逊尼派穆斯林,且在文化上自认为是波斯的一部分;中部的哈扎拉族则是什叶派。阿富汗的大城市此前在西方的长期经济援助和渗透下,形成了一个开放、现代化的中产阶级。虽最早来自于普什图人,但事实上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重大进展,否则无法在去年8月迅速占领了北部地区。在政治上试图推行由德奥班德学派、伊斯兰原教旨瓦哈比教义和普什图文化(可能已开始掺杂其他民族文化)混合而成的伊斯兰教法(音译为沙里亚法)。既已掌权,对阿全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按照其所理解的伊斯兰教法为核心法则,然而相比于其第一次当政(1996年-2001年)已有一定程度现代化妥协。的军事化组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普什图人的部落社会结构、使之部分解体,客观上推动了普什图人社会秩序的“现代化”变革。[1]很明显,和阿国内各民族之间均有很大文化和政治差异,若不完成一定程度的世俗化、现代化和政府任命上的多民族代表妥协,它与北方民族和城市阶层的政治和解就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无法和解,前者会导致阿国内与反塔联盟战乱经久不衰,统治成本大大增加,国内动荡将使得外国无法入场投资以发展经济,全盘皆输;后者会导致政府丧失现代化人口信任,经济现代化改革将更加艰难。

      建立包容性政府,也是国际社会的一致期待,和阿融入世界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罗斯、中国,亦或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国,都在执政后纷纷呼吁其建立包容性政府。西方以“民主代表性、妇女和儿童权利”等标准为由,对阿富汗长期封锁制裁,十分不利于阿经济恢复。反塔联盟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而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秩序均由曾在阿折戟的俄罗斯主导,后者至今仍没有将从恐怖组织名单上取消,并对阿安全局势仍感忧虑。伊朗和印度在确保阿富汗逊尼派不能过于亲近巴基斯坦上有共同利益。上世纪90年代,伊朗、印度与俄罗斯曾大力合作,支持北方联盟反塔运动。与之相对,巴基斯坦从90年代开始便大力扶植阿塔,去年阿塔得以占领全境,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提供了重要军事援助。然而,巴基斯坦仍然希望阿塔在国内建立包容性政府以保持局势稳定,并尽力撇清与试图在巴国内建立普什图国家的巴塔的联系、打击俾路支叛乱组织。巴基斯坦想借此稳定其国内安全局势,并集中注意力对付东线;但是,遵照古老的普什图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巴塔分子在边境的阿富汗一侧享有庇护。长期来看,如无法建立包容型政府,可能会导致国内安全局势恶化、冲突再起,周边国家在阿政治中缺乏代表性,这两个因素可能诱使周边邻国在未来以各种手段再次干预阿富汗政局,阿局势的动荡也将消磨中国推进串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的热情。

      (一)阿临时政府尚未体现足够民族包容性。宣布的第一份名单几乎没有代表性。从人员背景看,成员垄断了所有核心职位。从民族构成看,临时政府人员民族成份与阿富汗民族结构严重脱节,33名要员中30人是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临时政府占比严重不足,哈扎拉人则没有任何代表。从性别比例看,临时政府人员名单上却没有任何一名女性。[2]不过,这种情况在2021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会议期间得到了改善。在伊朗与巴基斯坦官员对话后,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两人分别成为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副部长,来自潘杰希尔省的塔吉克人成为商务部长,两位乌兹别克商人担任副部长,哈扎拉族医生成为卫生部副部长。[3]当然,这些任命不少仅具有象征意义,是阿富汗周边各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少数民族和女性在临时政府中仍未得到充分的代表。事实上,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似乎是绝对的。截止目前,阿塔当局并没有吸纳和接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之相左的派别,更没有允许国内各势力参政议政,对阿富汗国家性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和治理模式进行讨论。

      (二)在女性权益问题上,阿临时政府在基于伊斯兰教法的研讨中逐步推动对女性地位的调整,总体上有所提高、但仍然十分迟缓,在女性公共场合着装问题上要求十分严格。2021年12月3日,阿塔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颁布了一项保护妇女权益的特别法令,规定“成年女性有婚姻自由,不得强制女性结婚;不得将女性视为私人财物,不得将女性用作解决争端和消除敌意的物品”。[4]今年3月底,阿富汗由于尚未完成根据伊斯兰教法制定的重新开放计划,关闭了女子高中和大学。六年级以上的女学生被迫学习英语、识字、古兰经、裁缝、编织等新职业,以逃避压力和焦虑。[5]5月早些时候,阿富汗临时政府宣布,根据阿洪扎达颁布的法令,阿富汗妇女必须在公共场合遮盖面部,并鼓励妇女身着罩袍。[6]16日,代理内政部长哈卡尼承诺,阿富汗女学生将很快重返中学校园,小学已经面向女生开课,女子中学的教学机制仍在研讨中,讨论的重点应该还是特定着装规范。[7]数月来,女性活动家团体在喀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道上持续存在,反抗被剥夺教育。在国内和流亡中的许多阿富汗公民用#DoNotTouchMyClothes和#LetAfghanGirlsLearn等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威胁的叙事。[8]19日,惩恶劝善部周四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女性电视广播员在播出时戴上全面罩,并从周日开始执行限制。22日,TOLO电视台的男性记者也戴着口罩声援他们的同事。

      (三)接受国内现代化遗留的过程缓慢而艰难。执政以来,阿临时政府陆续解散了上一任政府留下的一系列政治部门。例如,去年9月刚掌权时,就解散了妇女事业部,设立“宣传美德和预防罪恶部”取代。12月时,又解散了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选举投诉委员会、和平事务部以及议会事务部等,当时发言人表示这些部门“没有存在的必要”。5月16日,阿临时政府又以“对抗经济危机时并没有什么作用”为由,解散了包括独立人权委员会”(AIHRC)、“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HCNR)在内的5个由前政府设立的部门。[9]可以看出,阿塔政府正在持续地消灭美西方留下的政治制度遗产。另一方面,阿临时政府正在以“保护年轻一代免受不良影响”为由,封禁诸多娱乐选择。执政以来,在文化方面严格执行教法统治,停止娱乐活动,禁止音乐、电影和电视剧,甚至不允许喀布尔的理发店修理男士胡须。4月21日,交通和信息技术部屏蔽游戏《绝地求生》(PUBG)和TikTok(抖音海外版)。

      此外,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看,阿临时政府仍然不适应现代官僚机构的运行。政府缺乏技术专长、经验或倾向来管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从银行到基础设施管理,以及更为严重的粮食短缺和新冠疫情等因素。捉襟见肘的部分原因是,许多专业人士不再是政府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将所有女性政府雇员遣返,而许多男性公务员选择移民而不是为新政权服务。

      归根结底,的国家建构面临一系列内在矛盾,其执政实际上是在多重矛盾的困境中走一条钢丝。具体而言,至少包含以下三类矛盾:

      其一,国内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国内北方民族、哈扎拉人与普什图人/的民族矛盾;普什图部落文化与军事组织文化的矛盾;城乡之间文化和经济的矛盾;北方民族反塔组织——ISIS在世俗化程度上的矛盾和因之产生的人员流动问题等。

      其二,国内政治改革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组织利益与权威的矛盾;伊斯兰教法的保守本质与包容性政府及现代化改革的矛盾等。

      其三,地缘政治关系的矛盾:例如与巴基斯坦和巴塔关系的矛盾;与伊朗和巴基斯坦关系的矛盾;与西方和中俄关系的矛盾等。

      如前所述,基于国内局势及国际要求,需要保守化及实用主义化,来在全国建立有效治理,并争取国际认可来建立可行的经济,并借此巩固政府权威。如果不行,ISIS、北方民族反塔组织可能会在其掌控的裂隙中逐渐壮大。然而,激进主义教义的影响又可能使难以真正变得温和多元。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只会遵照教法进行缓慢改革。虽然国际社会希望建立包容性政府,但若得以成功去激进化,这又可能导致其成员流向更激进的团体,助长反叛力量。总而言之,阿富汗本身集中了太多的矛盾,使得国家建构的路径需要同时处理的问题太杂,力量太过分散,失败很容易,成功很困难。

      阿富汗破局之道在何方?将安全问题通过发展解决的“屯溪模式”或可发挥重要贡献。美西方国家将“承认”作为与阿临时政府谈判的筹码,迫使其更加符合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建政标准”。[10]与之相反,早在阿富汗宣布“建国”以前,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就已经通过外交途径与接触。去年10月,俄罗斯在莫斯科举办了阿富汗问题“莫斯科模式”特别峰会。今年3月,中国在屯溪集中召开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阿富汗问题“中美俄+”磋商机制会议和阿富汗邻国与阿临时政府首次外长对话会,明确了各方在互联互通、经贸等重点领域向阿富汗提供的实质性支持,将为今后阿和平重建、稳定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屯溪模式”将安全问题通过发展来解决,采取超越安全化的危机管理之道,代表了中国国际问题治理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以西方为主的国际金融和援助体系构建中,“零承认”带来的国际孤立意味着对阿国际援助的持续中断。与之相反,代表中国阿富汗问题解决方式的“屯溪模式”将承认问题与对阿帮扶与救援问题进行分割,是打破阿富汗当前“国际承认缺失导致国际援助中断,从而造成人道主义危机持续肆虐”恶性循环因果链的理性方式。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可为阿富汗的互联互通建设发挥支柱作用。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仕胜所言,就未来新一轮阿富汗经济重建而言,互联互通建设是重中之重,既是盘活阿经济要素的根本路径,也是阿“以发展促安全保稳定”的根本路径;既是将阿地缘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避免阿成为地缘破碎地带的关键所在;既是助力阿“矿业兴国”的必由之路,更是确保阿中央政权打破城乡壁垒及推动农村迈上开放、包容、稳定、安全发展轨道的必由之路。[11]对阿富汗来说,除中国之外的周边各国与其都有或大或小的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且并不具备大规模提供阿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资源类企业投资及外贸的庞大市场。只有中国与其没有历史纠葛,且绝无仅有地掌握以上经济建设能力。阿临时政府只要确保国内安全局势的长期和平,积极为中国在阿投资建设提供便利,相信中国将通过将“一带一路”延伸到阿富汗,与中巴经济走廊连接,从而实现阿富汗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间的互联互通,从而让阿富汗的发展踏上快车道,以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驱动本文所述国家的社会权力建构。若能够推动稳健的渐进式现代化改革,相信阿富汗可以看到终结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悲惨乱局、踏上长久和平发展之路的曙光。

      (作者:姚啸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博士生;高思成,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21级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1] 钱雪梅:《美国与:谁能改造阿富汗?》,《文化纵横》,2022年第1期,第45页。

      [2] 王世达:《阿富汗建政现状及面临的挑战》,《世界知识》,2021年第19期,22-23页。

      [4] 新华网:《阿富汗最高领导人颁布保护妇女权益特别法令》,2021年12月3日,

      [6] 澎湃国际:《美媒:阿富汗临时政府官员称女子中学将复课,正研讨教学机制》,2022年5月18日,

      [7] 海外网:《阿富汗官员承诺女子中学即将开学复课》,2022年5月17日,

      [9] 观察者网:《阿富汗临时政府解散“独立人权委员会”等5个前政府部门:对抗经济危机时没用》,2022年5月17日,

      [11] 高莹:《深化中阿巴三国互联互通合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8日。